两家起步差不多的公司,起点一样
三年前,深圳宝安有两家做电子元件贸易的公司,规模相近,年流水都在两千万上下,老板也都是两个发起人。甲公司的股权是自然人直接持有,两个老板各占百分之五十;乙公司则在设立时搭了一个有限合伙持股平台,两个老板做普通合伙人,把后来陆续进来的五个核心员工都放进平台当有限合伙人。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认为这两种结构之间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之处,反正赚钱分红都是一样的。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后面三年里发生的几件事。
第一次分叉:引入新股东时的摩擦
甲公司做到第二年想拉一个行业资源方入股,对方要百分之十五。由于是两个人各占一半,所有的决定都需要双方一致同意。增加新的股东会使各自的份额受到稀释、公司章程也要进行修改,并且还要去工商局办理相关手续。其中一个老板害怕自己的控股权会被分散开来,在此之后已经拖延了半年还没有达成协议,时机也就这样错过了。乙公司的方面的新资源方直接成为有限合伙人进入到持股平台中去,平台份额一旦调整就可以完成,主体公司的股权结构丝毫没有变化,在进行工商变更的时候只会在平台上进行,并且对外合作方仍然由原来的两个老板决定,这件事情在两周之内就会结束。
第二次分叉:员工激励谁更顺手
乙公司将五位骨干人员纳入到持股平台中,并且给到平台份额也就相当于给了股权的感觉,在离职的时候按照合伙协议办理退伙手续就可以了,并且并不涉及到主体公司的股权来回折腾的问题。甲公司后来也想留住人才,但是自然人直接持股的话就需要到各个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并且还要按照财产转让所得来缴纳个人所得税,程序复杂,最终只能采用发放奖金的方式来代替,这样激励的效果就会打折扣。经过三年的时间之后,乙公司的核心团队一个人也没有离开,而甲公司则已经更换了三次主营业务骨干了。
第三次分叉:老板套现和税负的差别
说到税,自然人直接持股分红要缴百分之二十个人所得税,这是硬成本。如果持股平台设立在享有税收优惠政策的产业园区内的话,那么有限合伙先分后税,在一些地方对于自然人合伙人的经营所得进行核定征收,这样综合下来税收负担就会比较轻一些。乙公司在之后的一次老股转让中,在平台层面的操作使得税收筹划的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而甲公司的老板想要卖掉一部分股票来为家里买房子,所以自然人可以直接转账,并且整个过程都是透明的,并且还会直接触发个人所得税。这不是说平台一定更省,而是可操作的空间明显更大。
持股平台不是万能药,什么时候选自然人
也有反例。持股平台还要另外维护一家合伙企业的账簿以及纳税申报等工作,由于结构比较复杂,在进行融资的时候投资者会提出很多问题。如果公司的只有两个创始人,并且在短时间内并不打算招收新的员工或者引入外部的投资人,并且也没有什么套现计划的话,那么自然人直接持股会更加简单明了,减少一层主体也就减少了相应的麻烦。乙公司的这个平台是基于其确实存在激励和融资需求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因此结论并不是谁把谁给碾碎了,而是在于你在未来三年内是否需要用到该平台所具有的灵活性。两家同行的命运不同,根本原因就是已经被自己的结构预先编写好的剧本所决定了。
搭平台选有限合伙还是公司制
一般情况下都会推荐使用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来操作,并且不建议另外成立一家公司。原因是在有限合伙中,普通合伙人可以以很小的资金来获得控制权,例如两位老板分别出资百分之一作为GP,就可以决定整个平台的表决结果;而员工作为LP只享有分红和增值的权利,并且不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控制权也不会被稀释。如果做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的话,股权一旦分散开来之后,老板自己对于公司的掌控能力就会受到来自员工手中的投票的影响而减弱。在深圳进行股权激励案件中,90%以上的人都会选择有限合伙的方式,因为这样可以使得整个公司的控制权更加清晰明了。
落地时税务机关认不认这套
持股平台省税的前提是业务真实、定价公允。如果仅仅是为了把利润移到低谷,并没有进行任何实际经营的话,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来判定的话,在以后的时间里不但不能节省下来的钱还要缴纳相应的税费以及滞纳金。我们的建议是:平台应该有真实的员工服务关系、合理的份额授予记录、以及相应的合伙协议和考核文件;深圳税务对于这样的股权激励备案已经有成熟的渠道了,资料齐备之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享受到递延纳税的好处了。架构是工具,用得正确才会安全,如果用错了就会给自己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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